奉承和讨好别人,俗称戴高帽,原来也是“古已有之”,并非今人所独创。《俞楼杂纂》有则小品,说某人将要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,去向自己的老师辞行,老师告诫他说:“外官不易为,宜慎之。”他却说:“某备高帽一百,逢人辄送其一,当不至有所龃龉(闪失)也。”他的老师一听发了脾气:“吾辈直道事人,何须如此?”他却说:“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师者,能有几人欤?”老师终于点头道:“汝言亦不为无见。”于是学生笑道:“吾高帽一百,今止存九十九矣!”看,此公的“高帽战略”虽不敢保证百发百中,却也可谓立竿见影了。若此,戴高帽还真不失为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哩。
高帽既是一种资源,就不乏有人去开发。日前,拜读过《文汇报》上刊载的一篇题为“‘世界名人’的困惑”的文章,文章作者为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,据其文章介绍:因他时常有论文见诸报刊,便也时常招引高帽开发商按图索骥,前来问津。当“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”的“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”“20世纪两千杰出人物”的入选通知接二连三向其涌来时,刚开始是“曾为之兴奋”(无疑也乃“高帽效应”起的作用),继而感到“帽子太大、太玄,自问不配”,再看看组织者那“明码标价”的300到1000多美元不等的费用,终于感到入选不起了。如此,这帮洋骗子“先戴高帽、再掏腰包”的嘴脸便不揭自现了。但是,深谙“高帽效应”的他们采取的又大都是“普遍撒网、重点捕鱼”的手段,所以绝不会担心因有个别不肯上当者而影响他们的良好收成。
从切身经历得知,高帽开发商并非仅国际上有,国内在此领域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。前几年,笔者因参加了几次国内的“硬笔书法比赛”,且并没取得多么理想的成绩。可自那以后,笔者便多次收到类似“中国艺术人才库”、“当代书画艺术家名人辞典”之类的“入选通知书”,要说组织者张口索取入选费用也没到自己无法承受的地步,但真要去应征入选,还是十分心虚的。因为自己周围的同事及亲朋好友,对自己吃几个馍喝几碗汤的能耐是一清二楚的,勉强入选进去,岂非在干自撑嘴巴的傻事?就在日前,笔者一篇千字文在某刊物刊登后,样刊还没收到,北京一家杂志社信息部便已将笔者发表后的文章剪下寄了过来,并附“入选函”一封,说此文稿“可以收编在《全国城镇最新社科成果文献汇编》”一书。一篇老生常谈的杂文怎就会同“最新社科成果”甚而“文献汇编”同日而语,实在是令人纳闷。原来信函末尾还有内容,就是240元的“订书费”,须“及时汇来”的。更令笔者受宠若惊的是,几乎在收到上封“入选通知书”的同时,山东一家“跨世纪改革发展文献丛书编辑部”的“稿件入选通知”也随后寄至笔者面前。与上封信有所不同的是,这家的高帽制作得就更为精致完美些。精美的“稿件入选通知”上,遣词造句也分外考究,如对本稿“编辑委员会认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”,且在“入编文号”之后点缀以“特此通知,并致贺忱”的凤尾。其它便是入选文稿可附载“作者小传及照片”并可参与评奖的承诺。当然,每套丛书660元的订书款是免不掉的。可是,笔者毕竟明白,假若自己的文章能入选“文献”,那“文献”与真正的文献相差多少个等次就实在是难说了。
老子有言:“得其所利,必虑其所害”。而如今诸多高帽开发商却乃只顾得其利,而不去虑其害。因而,高帽开发商的行为也的确到了非规范不可的程度了。